产业结构的定义。产业结构概念的最早使用始于20世纪40年代，最初产业结构概念的界定不太规范，既可以界定产业内部之间的关系和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界定产业内部的企业关系和产业的地区分布关系。
随着产业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产业结构的概念逐渐清晰化，现阶段所谓的产业结构指的是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和部门之间的技术变动和扩散的相互联系。也有学者将产业结构概括为各产业的构成以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
他们认为，在产业革命后，随着分工越来越细化，生产部门也逐渐增多，但由于不同部门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和制约程度的不同，如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过热等，它们的增长率，雇员人数，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以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将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因此，在一国或一个地区中，不同时间节点上的产业部门的组成是大不一样的，并且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比例关系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不相同。因此，将包括产业的构成、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的结构特性概括为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内在活力、发达程度和增长潜力等。产业结构的划分有多种多样，如两大部类分类法、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分类法、农轻重分类法、三大产业分类法、标准产业分类法和产业发展阶段分类法。
比较常用的是三大产业分类法，即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也开始采用三大产业的划分方法，把农林牧渔业划分第一产业、制造业和基础产业划分为第二产业、服务业划分第三产业。
国内外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差异化的划分，由于使用的是地级市层面的制造业数据，对于产业结构的划分也有别于以往的研究。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在梳理现有文献和著作的基础上，将制造业产业结构细分为产业内结构和城市产业结构。因此，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将从产业内结构和城市产业结构两方面展开。
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成果丰富。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方面，吕铁和周叔莲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难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应该通过扩大企业设备投资和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措施来完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这样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刘伟和李绍荣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归功于第三产业的拉动，但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会受制于第三产业的结构性。黄茂兴和李军军则从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探究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用中国31个省市（区）1991-2007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技术选择和资本深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继而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干春晖等探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现阶段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要优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对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从城市生产率、能源消费、最优金融结构、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影响产业结构因素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郭克莎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并呈现周期性变动等特点，外商投资的流入加大了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偏差。范方志和张立军通过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探究了地区金融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单一，制约着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原毅军和谢荣辉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了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汪伟等从人口老龄化角度入手，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了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优化了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并且还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内部技术结构的优化。
尽管老龄化降低了生产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整体上的影响依然为正。还有学者从科技创新、地方保护主义、新型城镇化、人力资本、碳排放强度和金融集聚等角度探究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组织概述。借鉴的研究，采用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结构衡量某一具体产业的内部结构，并通过行业内企业的行为和绩效来详细刻画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产业组织理论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兴产业组织理论。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梅森哈贝恩创建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拉开了产业组织研究的序幕，由于这个阶段哈佛学派的杰出贡献，也被称之为“哈佛学派”。梅森在30年代初步构想了SCP框架的雏形和未来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1959年贝恩完成的《产业组织》一书正式标志着产业组织体系的诞生。书中详细论述了市场结构的概念和影响因素。
同时，贝恩也尝试性的提出了结构、行为和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市场结构是基础，决定着企业的产量、产品价格、和利润，最终决定着市场的绩效。
但由于哈佛学派过度重视市场结构的重要性，招致了以斯蒂格勒、步罗曾和波斯纳等芝加哥大学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SCP范式过于简单武断，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双向的互为因果的多重关系，比如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他们的企业行为、企业效率会影响到市场绩效和市场结构等。
1968年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一书的问世，正式标志着芝加哥大学在产业组织理论上的成熟，由于芝加哥大学众多学者对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完善，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为“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应该充分相信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博弈论、激励理论和现代数学等大量新分析工具和理论被引入到产业组织分析中，标志着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建立。新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作是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此书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探究了企业的竞争行为。
新产业组织理论关注的是市场行为和市场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方向上比较重视对非竞争市场中企业组织、行为和绩效的研究。不同学派和理论之间研究分析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基于微观经济理论分析厂商、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的核心都是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
国内学者苏东水认为，产业组织代表的是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关系，如企业间的交易关系、竞争性的行为关系、对资源的占用关系和彼此间的利益关系。
市场结构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结构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市场结构与创新关系研究方面，Horowitz发现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与R&D有正向较弱的关系。Scherer运用美国制造业数据研究了市场结构与R&D人员数量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
不仅国外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化，关于市场结构与创新关系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吴延兵使用制造业数据研究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和产权结构等因素对R&D投入的影响，发现市场集中度与R&D投入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企业规模会正向促进R&D的投入。
陈羽等也使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探究了市场结构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以勒纳指数衡量的市场结构指标与创新投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这和Scherer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陈林和朱卫平则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探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国有经济占比较高的行业，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在国有经济占比较小的行业，二者之间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市场结构与财务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出发点千差万别。Opler和Titman研究发现，行业集中度越高，处于衰退期的高债务水平的企业越可能丧失市场份额。
Phillips使用美国制造业数据探究了公司债务水平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国内学者朱武祥等以燕京啤酒为研究对象，探究了竞争的市场结构与财务保守行为的关系，发现，市场结构越竞争，企业的财务行为越保守。
姜付秀和刘志彪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行业特性、资本结构决策和竞争性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行业特征不同，资本结构与竞争性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
闵丹和韩立岩在战略公司财务理论分析框架下，使用沪深2000-2005年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市场结构、行业周期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发现企业的负债率与行业集中度呈负相关关系，与行业生命周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上述关于市场结构与财务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大大丰富了关于市场结构与财务相关领域的研究。
关于市场结构的其他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也得出了丰富的研究结果。杨灿明探究了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市场结构的关系。江小涓以汽车、移动通信和洗涤用品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跨国投资与制造业市场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
发现中国开放进程的深入，跨国企业以竞争为主，并且促进了中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张立民和管劲松则对审计行业市场结构进行了客观分析，发现中国A股审计市场还没有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也没有表现出专业化的特征，仅存在一定的地区分割现象。
李晓钟和张小蒂以中国汽车行业1998-2008年的数据，探究了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汽车行业的市场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由于企业类型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结语
徐朝阳和周念利探究了市场结构内生变迁与产能过剩治理的关系，发现随着行业逐渐趋于成熟和不确定性的减少，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会采取扩大规模的策略来淘汰劣势企业，进而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和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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