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被迫独立建国，经过短短40年的发展，从贫穷落后发展到和谐繁荣，这一切都与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采用的经济模式以及所制定的政策密切相关。 ^[2] 

2004年，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被推选为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接班人，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作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三任总理，李显龙上任之初就因其父亲的特殊身份而备受关注。尽管是精心挑选的接班人，但在当时就有分析认为，他将继续低调地延续父辈的政策，而不是激进地改革。

新加坡已经建立一套精英治国机制，拥有一支具有多领域专业技术的行政队伍，行政决策过程已经有一定的轨道和程序；再加上李显龙担任副总理已经14年，是行政决策中心的一员；因此，一般预料李显龙或许会作出政策调整，但会基本延续现有政策。

据了解，新加坡国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5年，占国会议席多数的政党组成政府。现任总理李显龙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中稳如泰山。不仅如此，从得票率来看，行动党一直代表主流民意，与主流媒体也关系融洽，象征着整个国家权力的核心力量。 ^[3] 

经济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成本的提高，持续增长很难一再依赖有形资本的积累和投入。特别是金融风暴后，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新加坡深刻地感觉到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必须"与时俱进"，牢牢抓住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逐步转变成"创新型"的发展模式。

新加坡于1991年成立了科技局并制定了国家科技发展计划，计划周期为五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91～1995年，政府共投入20亿新加坡元，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研究设施，包括建立公共研究所和科学园区，以资助的方式鼓励本地企业投入研发，更新技术。 ^[2] 

为鼓励技术发明人创业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新加坡政府在五年计划中对相关的法律和规定进行了重新检讨和修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例如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与风险投资商共同投资技术起步公司；按比例支付中小企业的技术更新和技术咨询费用等；允许个人利用组屋住宅(在限定的行业)创办公司，大力弘扬创业文化；扶持创新产业的发展；发起了多项融资计划，牵线搭桥，设法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力图改变本地中小企业不受重视，"二等公民"的地位形象。 ^[2] 

《公司竞争》法于2004年10月通过，适用于新加坡境内的所有公司，无论本地外资、无论规模大小、无论国有私人。但电信、新闻、邮电、交通、能源、环保等10个行业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行业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制定竞争法的目的是为所有参与竞争的企业划一条平等的起跑线，创造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提高活力。 ^[2]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总是与政府的影响和介入分不开，这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背景渊源。新加坡独立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落后的经济基础； 有限的国内市场； 教育不普及； 高失业率； 种族冲突； 无社会和居住保障； 面对外来威胁。

贫穷落后的现实迫使新加坡把吸引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核心策略。吸引富国投资，不仅是出于尽快摆脱生存的危机的考虑，更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如何吸引外资是新加坡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新加坡的做法是: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外资落户。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奏效的。但用于补贴的资金从何处来呢？在这个问题上， 新加坡有其独到的做出:通过强制推行个人储蓄中央公积金来解决国家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问题。中央公积金不仅为吸引外资提供了补贴来源，同时也为兴建政府组屋(相当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初创的1965～1973年之间，新加坡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补贴的方式加大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度，重点发展转口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推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大力兴建政府组屋，不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有力地拉动了国内消费市场，即使人民安居乐业又有助于国家资本――中央公积金的扩大积累，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随着形势的变化，虽然后来政策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并未改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完善。例如，在1974～1985年之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并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新加坡在贸易转口占经济主导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加工业，出现了国内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雇佣劳动力。当时的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移民法，利用廉价外来劳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中央公积金的缴纳率，限制本地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

1986～1997年，针对房地产投资过热和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等问题，新加坡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将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二引擎"，特别是金融和信息资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把新加坡变成地区金融和信息中心，使其具有贸易和金融的吸纳和辐射能力。

1998年后，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高昂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原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其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利用成熟的经济体制，积极发展知识型经济产业，鼓励国民创新创业，政府努力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 ^[2] 

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了初创阶段(1965～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1974～1985年)、发展服务业阶段(1986～1997年)和步入转型阶段(1998年以后)。纵观其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其发展模式可简单概括为"资本劳力型"，新加坡自认为是"管理型"，也有一定的道理围绕发展模式所制定的政策，与其说有什么创新，还不如用适用性和配套性来形容更加贴切。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虽然从宏观上看增长快速、稳健，但在微观方面所存在的是否有利于创新、是否具有活力、是否在高效运行问题在学术上还有不同观点。但毫无异议的是，新加坡的政策结构合理性，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新加坡的模式也是一种创新。 ^[2] 

2013年8月1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向民众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新加坡未来的发展以及当局施政方略将产生“显著变化”，宣布了涵盖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诸多改善措施。他说，新加坡将进一步增加公积金购屋津贴，让年轻人以及中等收入的家庭买得起房。同时，他还宣布，新加坡的医保计划“健保双全”制度将实现全民化和终身化。有分析认为，李显龙的这一讲话是针对实施“新加坡模式”以来不断遭遇挑战的一种反思。

李显龙说，从当前局势看，新加坡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均面临不小的挑战，在这个转折点上，只有做出改变，新加坡才有可能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下繁荣发展。李显龙特别强调，该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是指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以及技术革新对民众生活的重大影响;“内部挑战”主要指国内面临的一些复杂的民生问题，比如日趋明显的民众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民众生活成本日益增长等。

李显龙承诺，政府将为民众提供更多“可负担住房”，保证“国内每一个工作者都有房可住”。他说，通过住房公积金还贷，月收入1000新元的家庭能够负担两室的公寓房；月收入2000新元的家庭能买得起三居室；而月收入超过4000新元的家庭可以购置四室住宅。

李显龙的此次讲话受到新民众的普遍好评，不少人以“令人愉快”和“鼓舞人心”一类的词汇给予积极评价。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谁也毁灭不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的，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的问题。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这个制度里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传位给儿子;但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拥有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4] 

曾经，我们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廉洁，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国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的廉洁程度有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经过了不负责的过滤。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对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办公务，有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4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元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元年薪，对他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新加坡确实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外，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肃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

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一种则认为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在新加坡，基层人一般说华语，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上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部分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你似乎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儒家传统和价值观当然也发挥了部分作用。“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动党标榜自己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我曾问过新加坡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有人说，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揽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人们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缺乏创新精神。新加坡在学术方面较为落后。这一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虑，他们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将会有问题。中国正在要塑造创新社会，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1]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需要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党是隐性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政党是融于社会的。实际上，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经在职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5]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把执政党内和社会结合起来。如果代表、委员们没有和社会连接的有机机制，都不跟老百姓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代表和社会、人民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那么他们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够确立基本国家制度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中国古代也出过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素质。领导人好，政府就好，个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在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也就是亲商人，重视资本的作用。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比如，把一个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册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让老百姓选举你。他是先有社会认同，再有政党认同的。党外做得好的，会被党直接吸收进来，所以他很容易当选。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个改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及保持民众对政府强而有力的授权。新加坡决定修改选举条例，将反对党在国会的保障席位，即非选区议员的席位，由最少3个增至9个。不论反对党候选人的得票多少，在国会都有最少9个席位，令反对党在国会的比例增至两成。新加坡政府强调指出，比例代表制不会是政治改革的选项，否则会出现弱势政府。就是说，发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论上比较公正，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亚洲国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体制内提供给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更大的空间，在体制内消化和协调不同利益。

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所有改革的关键就是确立改革的主体，就是谁来改革？谁也不会否认改革的重要性，各种改革设想也是存在着的。关键在于谁来改革？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时期，当改革出现问题或者新政策不能实施下去的时候，领导层的权威问题就提了出来。就是当时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运动”。今天，尽管没有人再提新权威主义，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的现象仍然存在：从前人们说“政令不出京城”，现变为人们说“政令不出中南海”。 ^[4] 

如前面所说的，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局限于逆向淘汰。产生逆向淘汰机制，主要是没有正式的竞争机制。中国人竞争，三分靠才能，七分靠关系，能够参与竞争的就已经不一定是精英。

在新加坡，出来竞争的都是社会认同都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并不那么敏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界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同时，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赋予很多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更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专业主义的相对立。从人才方面来说，新加坡成功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

要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除了使用人才，中国也必须在民主方面做文章。执政党要确立权威，除了向社会开放，党内民主也变得非常重要。中国未来势必往这个方向走。几年前党的十七大已经在这个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的节奏会越来越快，这是不可避免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个提法很确切。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自下而上进行下去。同时，党内民主一定要和社会民主协调。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你不是选出来的，我是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要是同一级的村委会跟村党支部都有些矛盾。因此，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

精英之间竞争多了，就会发育出一些基本规则。规则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党内民主选举，需要年龄、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这些技术性的条件。更进一步，什么可以争论，什么不可以争论、什么可以修改，什么不可以修改，这些前提就成为民主的边界与约束条件。宪法就是进入政治竞争的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必须服从法律，在宪法的构架内活动。

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政治对司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师的独立、专业精神，应该得到保证，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因为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执政党可以通过人大系统来参政执政，像新加坡这样。党在人大里面占绝大多数，通过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统发生关系。在地方，很多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有着方面的考虑。执政党必须有合理的执政和参政机制。中国要推动制度的合理化。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党自身很重要。党要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要有合理的方式管理社会。

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光要纵向比较，还要横向比较。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中国政治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如果党的执政能力弱化了，就没有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

新加坡，这个华人占总人口3/4的岛国，以其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整洁的环境，赢得世界的普遍赞誉；其领导人时不时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无疑令它的亚洲邻居中国倍感亲近。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信息渠道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新加坡经验”往往被理解为权威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模式等，其实，真实的新加坡并不尽然…… ^[4] 

新加坡模式是指新加坡建立的社会保障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个人账户模式）。

由政府规定一定的投保费率，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缴费，投入个人积累账户，由国家实行统一的投资，进行保值增值。费率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年份，国家规定不同的缴费率。

由于新加坡的个人账户投资获得较好的收益，个人账户可以分为三个，即特别账户，普通账户和保健账户。普通账户规定资金用于购屋、个人投资、教育支出；特别账户用于养老以及应付个人紧急需要；保健账户用于享受住院基本医疗保险。

1、开创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模式

2、劳动者晚年生活得到保证

3、开辟了一条国家急需资金来源

4、借助个人账户资金运营解决“居者有其屋”问题

5、借助充裕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解决住院医疗保险问题

6、借助运营良好的个人账户资金实行了经济良性运行